組建僱傭軍偷襲日本,支持辮子軍復辟,他的一生竟如此矛盾

Ming1989     2017-02-08     10     檢舉
組建僱傭軍偷襲日本,支持辮子軍復辟,他的一生竟如此矛盾

1、

晚清之際,有一種普遍盛行的觀點,即時人大多以為,他們所處的那個西風東漸、夷夏混處的動亂年代,與兩千多年前群雄爭霸、天下紛擾的春秋戰國絕相類似。非常不幸的是,這個被儒家禮樂教化的東方大國,就是國勢日衰,常遭諸侯凌辱的楚國。

就像春秋戰國時代湧現了不少自說自話或是四方奔走為君王出謀劃策的策士一樣,遭逢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士人,也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其見解,要言之,就是這個暮氣沉沉的國家,在面對虎視眈眈的列強時,如何才能救亡圖存,並進一步重鑄強漢盛唐的輝煌。

在亂花迷眼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想開放得與眾不同;在聲音重疊的世界,每個人都想發出異乎常人的聲音。因此,百年之後,當我打量晚清那些因時間的遠去反而更加清晰的士人時,我看到了幾乎被遺忘的一個叫宋育仁的思想者。

考察宋育仁畢生行狀,我以為,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個舊文人在面對橫空出世的新時代時的本能反應:從彷徨到振作,從突圍到放棄。或者我們進而可以說,宋育仁其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群受儒家傳統浸淫多年的舊文人,當時代高歌猛進時,他們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

2、

宋育仁是我的老鄉,他的故里在四川省富順縣仙市鎮大岩凼。數年前,當我穿過秋收後空曠的原野和經霜仍綠的竹林前去探訪時,鄉人指認,小河灣里那片高大而破舊的老宅,就是宋育仁的出生之地。鄉人還信誓旦旦地宣稱,宋家院子裡的桂花,原本都是農曆八月開放,但宋育仁中進士那一年,卻提前兩個月便爭先恐後地綴滿枝頭。

宋育仁出生於大清咸豐八年,即公元1858年。

這一年,俄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割讓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瑗琿條約》;

這一年,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嗣後清政府一氣與英、法、美、俄各自簽訂《天津條約》,賠款開埠,顏面掃盡;

這一年,太平軍攻破江北大營,石達開轉戰浙江;這一年,捻軍起於江淮,屢剿屢興;

這一年,似乎是作為老大帝國命運的一種不祥的暗示,古老的莫臥兒帝國最後一任皇帝被英軍流放仰光,曾經風光無限的莫臥兒王朝灰飛煙滅。

總而言之,從宋育仁出生到他以七十多歲的高齡去逝,他的漫長的一生中,他所從屬的這個古老國家,幾乎一直面臨豆剖瓜分的危局。

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噬心主題,而生逢斯時的各色人等,大抵也就有了一個既定的宿命。於宋育仁和與他同時代的那批士人來說,這個宿命就是如何振衰起頹,如何治隆唐宋。

有意思的是,晚清另一大人物,顯然可以列入經世大儒行列的名人康有為,與宋育仁同齡。而宋的四川老鄉與好友,因百日維新而喪命的楊銳與劉光第,則分別比他長一歲和小一歲。

3、

終其一生,宋育仁雖然曾遠跨重洋,曾涉獵實業,曾對時務提出過諸多令人難忘的觀點,但從本質上說,他仍然是一個舊文人。只不過,幸或不幸的是,這箇舊文人遭遇了新時代,因而在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之外,他要多一份經世致用。

宋育仁字芸子,出生於一個低層官員家庭,父母均死於父親浙江省鎮海縣丞任上。十三歲即失雙親的宋育仁由伯母養大,並從堂伯父讀書,走的是傳統讀書人那條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老路。

在萬馬千軍過獨木橋的科考中,宋育仁無疑是幸運的。他十七歲中秀才,其後進入著名的尊經書院讀書,山長王闓運,同學楊銳、廖平、吳之英都是人中龍鳳。二十二歲中舉人,二十九歲中進士,列三甲四十六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任翰林院檢討。

宋育仁在大範圍內首次贏得眾多的青睞與重視,緣於他詞章的優雅絢爛。那是光緒十五年,即1889年。是年,年滿十八歲的光緒成人,慈禧不得不讓其親政,並為光緒舉行了加冠、大婚和親政三大禮。

儘管天下板蕩,但今上三喜臨門,必然也要舉國歡慶。這時,宋育仁恰到好處地寫了一組長達二萬餘言的駢文《三大禮賦》。這組詞藻華麗、氣度宏闊的駢文為宋育仁贏得了極大的聲譽。

宋育仁的《三大禮賦》讓人聯想起另一位名氣遠在他之上的詩人,那就是杜甫。天寶年間,杜甫也曾向唐玄宗上過《三大禮賦》,唐玄宗奇之,特意讓宰相面試,後來授予杜甫京兆府兵曹參軍之職。

所以,追根溯源,用自己駕輕就熟的詩詞歌賦為皇家幫閒湊趣,原本就是中國舊文人擅長且喜歡的行為,其目的不外乎兩點,一是希望引起聖上重視,從而有機會加官進爵;二是希望文名播之四海,贏得洛陽紙貴的虛名。

於宋育仁而言,《三大禮賦》固然顯露了他橫溢的才華,也為他贏得了滿堂喝彩。但嚴格說來,在這個山窮水盡、危若壘卵的國家,這種粉飾太平的華麗文字其實是有害的:它忽略了鼎沸的現實與民間的疾苦,與艱危的國勢風馬牛不相及。

當然,這只是我們站在一百年後對先人的苛求。不過,獻《三大禮賦》的舉動,更加坐實了宋育仁乃是一個地道的舊文人。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寫作《三大禮賦》的同時,宋育仁還在打磨他的另一篇後來引起廣泛議論的與時局和國運密切相關的文章,那就是《時務論》。

一面用華文錦句為皇家獻唱,狀若文人幫閒;一面因憂時傷世而為國家出謀劃策,原是書生報國;這兩種看起來涇渭分明的行為,竟然發生在同一個人的同一時間節點上,似乎有些人格分裂。

但事實上,前者,正是宋育仁作為一個舊文人的可以理解的舉動;後者,則是因為這箇舊文人所處之時已不是強漢盛唐或康乾治世,而是一個西風東漸、地覆天翻的新時代。

4、

如果說《三大禮賦》為宋育仁帶來了舊文人的驕傲,那麼《時務論》則為他贏得了懂洋務的名聲。順理成章的是,甲午戰爭前一年的1894年,經兵部尚書孫毓汶推薦,宋育仁被任命為大清國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贊,公使由龔照瑗充任――此人系李鴻章的合肥老鄉,也就是後來在倫敦誘捕孫中山,從而引發外交糾紛的那位。

1894年初,宋育仁渡海西行,經過漫長的旅程後到達法國。在法國暫留後,即奔英國。與中土迥然不同的風物人情,使宋育仁像每一個舊文人那樣,用詩詞將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感賦之筆端。這些作品,後來收錄進他的《問琴閣詩集》里,使得我們在百餘年之後,還能感受到一個中國文人乍到異國的那種新奇。

宋育仁在參贊任上只有一年多時間,但善於觀察、喜歡交際的宋育仁充分把握這來之不易的幾百個日子,他考諸世情政事,深入官場也深入民間,甚至連監獄也留下了他的腳印。

特別是他在英國國會議員戈登的幫助下,考察了英國國會會議實況,並由此認知了英國立國及行政架構,以及議會運作方式。後來的歸國途中,宋育仁寫下了他本人最為看重的著作《泰西各國採風記》――幾十年後,當他纏綿病榻,自知不起時,還要求子孫把這一著作送給日後前來弔唁的親友,以資永久紀念。

當東西方深入接觸――或者更準確地說,應當是中國人深入接觸西方――之後,一大批因緣際會前往西方的中國士人,幾乎都留下了他們的異國日記。這些異國日記里,一大內容就是對西方各國政治體制的考察和反思――因為,這些士人無一不想通過自己的考察,為自己的國家尋找一條可以富國強兵的終南捷徑。

宋育仁當然也不例外。蔡元培稱道宋育仁的《泰西各國採風記》「真通人之論」。在書中,宋育仁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教育、司法等各個領域都作了深入的介紹,並表現出對西人強盛的羨慕之情。

值得一記的是,在宋育仁之前,有過歐美之行的中國士人,在其著述里,幾乎都把PRESIDENT音譯為伯里璽天德,宋育仁則將其意譯為總統,並沿用至今。

但是,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斷言的那樣:「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國學者所出版的政治著作,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他們的改革思想在許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並無新意。」

作為一個傳統的舊文人,宋育仁最大的愛好是在觀察西方政體時,非要從中國的上古去找根源,以此斷定西人的新東西不過是拾中國老祖宗的牙慧。比如說,宋育仁引經據典地論證,英國的議會制度,其實就是《周禮》中說的「詢群吏」,「詢萬民」,「制不同而意有合」,而且相比之下,周朝時乾得比西方人還要好;甚至就連西方政治體制中引以為傲的立憲、地方自治、三權分立,宋育仁都能在上古中國找到其源頭。

至於國際法,宋育仁認為那不過是周朝的諸侯會盟;外國以首相兼管戶部,不過是《周官》冢宰制國用;俄國有總司會計官,不過是《周禮》中所說的司會。「西人略知其意,而不知治本。」--西方人只學到我們老祖宗的皮毛,離精髓要義還差得遠。

正是基於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近乎偏執的自信,宋育仁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泥沼:他承認西方的政治體制比中國先進,但西方的這種先進的政治體制是從中國古人那裡套用過去的,因而西方政治體制中國古已有之。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不是學習西方,而是復古。

在晚清諸多思潮中,宋育仁的思想無疑是相當特立獨行的。你可以依據他對西方的細微的介紹與洞察,為他貼上維新派的標籤;但你同時也可以依據他事無巨細都要從上古中國找根源並倡言復古即維新的論調,將他打入守舊派的行列。但真實的宋育仁無疑只有一個。

我以為,這是作為舊文人的宋育仁在遭遇一個全新的時代時,既意識到了需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與體制,但同時又希望在文化上/思想上保持一種虛妄的優越感。

5、

時過景遷。今天再喋喋不休地探討宋育仁到底是維新派還是守舊派,似乎已無實際之意義。這位身材矮小的四川人,在他為時甚短的外交官生涯中,還有一樁在今天看來,也讓人瞠目結舌的壯舉。因了這一壯舉,我們完全可以把宋育仁從想像中的那種只會坐而論道卻沒有行動力與執行力的書呆子中剔除出去。

如前所述,宋育仁是1894年赴歐洲出任外交官的。當他人在歐洲時,遠隔萬水千山的東方,爆發了深刻影響中國和日本兩國國運的甲午戰爭。宋育仁一面焦急地觀注事態的發展,一面琢磨如何為他效忠的大清王朝略盡綿薄之力。

這機會,還真的就到來了。是時,公使龔照瑗受李鴻章之託在歐洲購買戰艦,但英國方面嚴守中立,交易無法達成,龔亦被傳令回國述職,公使由宋育仁暫代。

這時,宋育仁認識了一個叫哈格雷甫的英國人,並從他那裡獲知一個消息:此前,哈格雷甫曾向龔照瑗獻計,由怡和洋行、哈格雷甫和龔三方立約,以哈格雷甫代購的方式規避英國中立禁令,再就地招募僱傭軍前往中國參戰。其後因清政府遲遲沒有批覆,此事遂寢。

這樁未成的國際買賣給了宋育仁極大啟迪。之前,宋育仁即上書朝廷,指出日本「兵少財乏,持久足以困之」--也就是用持久戰打敗日本。隨著清軍陸軍敗於平壤,海軍再敗於黃海,宋育仁以為對付兵少財乏的日本,必須以奇兵制勝。具體說來,那就是在歐洲組建一支僱傭軍,託名澳大利亞商團,以保護商隊為名,萬里長驅,奇襲日本本土重要城市長崎和首都東京。

這一似乎異想天開的策略,宋育仁可不是想想而已,而是很快付諸行動。他與美國退役海軍少將夾甫士和英國康敵克特銀行經理格林密爾等商定,康敵克特銀行借款二百萬英鎊,用於向阿根廷和智利購買五艘英國製造的軍艦,僱傭澳大利亞水兵兩千人,組成一支海上突擊隊,由北洋水師原總教習、英國人琅威理為指揮官,萬里奔襲日本本土。

一個身處異國他鄉的讀書人,為挽自己的國家於既成的敗局,竟然以近乎單槍匹馬的力量,依憑可貴的膽識和勇氣,組建了一支數千人的艦隊,並打算遠涉重洋,奇襲萬里之外的敵國城池--在實施這一奇謀時,宋育仁可依靠的僅有使館翻譯王豐鎬及參議楊宜治等區區數人。

更為要命的是,他的這一膽大妄為的行動,此前不要說沒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甚至朝廷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的存在,只是為了運作方便,他在和西人密謀時,宣稱奉有朝廷密詔。

然而就在萬事俱備時,龔照瑗突然回到使館,並很快獲悉了宋育仁這一石破天驚的特別行動。作為一個沒有政績也沒有劣績的庸常官員,龔照瑗能做的就是趕緊把這事向朝廷彙報。

清政府此時已在和日本接觸議和,當然不希望宋育仁節外生枝,急令宋育仁解職回國。在回國的船上,撫膺而泣的宋育仁將此事的前前後後形成文字,寫成了《借籌記》一文。

壯志未酬,宋育仁只得返回關山阻隔的祖國,而他潛師襲倭的舉動,既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書齋之外的舊文人的血性,也讓我們看清了一個已然消逝的新時代:晚清固然強鄰環伺,政局腐敗,民不聊生,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東西方激烈交鋒碰撞的天地為之一變的新時代。

斯時的知識份子,由於這種交鋒與碰撞,往往會多一些看起來離經叛道的行徑。換言之,他們要比承平時代的知識分子多一份擔當、多一份責任、多一份捨我其誰的強烈使命感。是故,在這種強烈使命感的驅動下,清季民初的中國才湧現出了大批不世出的奇才。宋育仁即是其中之一。

6、

回國後的宋育仁在翰林院閒置一段時間後,經國子監祭酒張百熙舉薦,出任四川礦務商務總局監督,前往重慶負責全川礦務和商務的規劃與管理。

宋育仁在渝兩年多時間裡,先後興辦了玻璃、捲菸、藥材、白蠟、竹棕、煤礦、洋車等三十三家公司。在一百多年前民智未開的重農抑商的社會裡,應當說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

不過,以文人和學者而擔綱實業,宋育仁也曾有過可笑的失誤。這一失誤被康有為的老鄉、小說家吳趼人先後寫進他的筆記和著名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以致宋育仁幾乎被漫畫成一個顢玕無能的昏官。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宋育仁到重慶後,發現當地居民照明主要用煤油燈,煤油需求量很大,而當時中國還沒有生產煤油的能力,所需煤油都由外國遠涉重洋運至內地,因而價格高昂。

宋育仁打算自行生產煤油,這樣既能降低油價,也能避免銀子流出國門。於是,宋育仁一方面大量收購煤炭,一方面派人聯繫購買提取煤油的機器。此後,他還成功地將重慶道員也遊說進公司,成為股東之一。

大量的煤炭收購,使得重慶煤炭價格暴漲,一個外國領事便跑去問重慶道員,重慶道員生怕洋人沾手搶了生意,虛與委蛇打發了外國領事好幾回。後來,終於架不住洋大人一再追問,只得從實告訴他,這煤是宋觀察(即宋育仁)買來準備提取煤油的。接下來,吳趼人繪聲繪色地以小說家的筆法寫道:

領事愕然道:「甚麼煤油?」重慶道道:「就是點洋油燈的煤油。」領事聽了稀奇得不得了,問道:「不知宋觀察的這個提油新法,是哪一國人哪一個發明的?用的是哪一國哪一個廠家的機器?倒要請教請教。」重慶道道:「這個本道也不甚了了,貴領事既然問到這一層,本道再向宋觀察問明白。或者他的機器沒有買定,本道叫他向貴國廠家購買也使得。」領事搖頭到:「鄙國沒有這種廠家,也沒有這種機器,還是費心貴道台去問問宋觀察是從哪一國得來的新法子,好叫本領事也長長見識。」重慶道到了此時,才有點驚訝,問道:「照貴領事那麼說,貴國用的煤油,不是在煤里提出來的麼?」領事道:「豈但鄙國,就是歐美各國,都沒有提油之說。所有的煤油都是在油田裡穿井數百丈,開採石油得來的。煤里哪裡提得出油來?」

吳趼人的敘述,雖然未免有小說家的添油加醋,但吳與宋生活於同一時代,年齡僅差幾歲,基本事實想來應該是真的,因而吳趼人才不僅把這一鬧劇寫進小說,同時也記入筆記。

吳趼人的記載,讓我們看到了宋育仁令人啼笑皆非的B面。但我以為,這並不完全說明宋育仁的無知與失察,而是說明一個舊文人要想融進新時代,要想與時俱進,甚至走在時代的前列,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情。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稟賦、氣質和個性,當舊文人在適應新時代時,稍稍的差池便可能輕則鬧笑話,重則出亂子。正如桔生淮南與淮北一樣,哪怕只隔了一條淺淺的河流,其結果也判若雲泥。可貴的是,宋育仁一直都在謀划著蛻變,謀划著從舊文人化蛹為蝶,在新時代的天空翩翩起舞。

7、

宋育仁在渝期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最值得可圈可點的還不是他如何興辦興業,而是他在辦實業之餘乾的副業:辦報。眾所周知,報紙在啟迪民智,普及文明方面功不可沒。

中國史上具有現代意義的第一份報紙是創辦於1858年的《外中新報》,只不過,該報設在時為殖民地的香港,服務的也是各國來港人士。內地的第一家近代化報紙,1872年創辦於廣州。

1897年,當宋育仁任總理的《渝報》在重慶創刊時,意味著在長達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報紙這種泊來品終於在偏遠閉塞的西南落地生根,宋育仁也當仁不讓地成為四川報業鼻祖。

《渝報》為旬刊,在四川省內的二十六個府州縣和全國二十六個地區設有代派處,負責採訪和發行。《渝報》的影響,成都報人傅樵村在1903年撰文說,「在前十年,並無人看過報。到丁酉年(1897),富順宋芸子先生在重慶辦商務開《渝報》,四川人才知道商務二字,成都人才知道報的樣子。」

與我們現在見到的充斥著風花雪月與八卦緋聞的小報不同,清季的報紙,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於政論--在這些大多由民間資本投資的同仁性媒體上,隨處可見的都是對國事的批評和向當局的建言。

我們今天認為滿清專制,但就晚清對言論的管理來說,那是一個相對自由的時代。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紛紛以天下為已任,敢於對朝廷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對最高統治者提出嚴厲的批評;另一方面,政府的指爪還沒有能力伸得那麼遠、那麼長。

《渝報》辦了不到一年,出刊十六期,旋因宋育仁到成都執掌尊經書院而停刊。不過,他此後又在成都辦了一份《蜀學報》,從內容到形式,都可以看作是對《渝報》的承繼和發展。

8、

江山將暮,百患叢生。儘管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抱殘守缺的大清國祚不永,但它滅亡得如此之疾速,如此之偶然,還是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當然,也出乎宋育仁的意料。

清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是武昌起義,而武昌起義的間接原因,則是四川保路運動。不過,當四川民眾爭取自己的利權,和朝廷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時,身為川人的名士宋育仁卻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他堅定地維護朝廷的利益。其後,保路運動釀成趙爾豐開槍屠殺血案,宋育仁如夢初醒,上書辭官。

顯然,宋育仁和清王朝是有感情的;或者說,他對清室是相當忠誠的。清亡,他即舉家離京,遠赴南方的江蘇金壇茅山,在山中種樹種茶自給。或許,在這位飽讀聖賢書的儒者心中,茅山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隱居的首陽山吧?只不過,伯夷、叔齊決絕地餓死殉了前朝,宋育仁卻幻想著已經龜縮到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有朝一日故國重光。

為此,宋育仁給自己的後半生寫下了一段難以掩飾的敗筆,他本人的聲望也因之嚴重受損。

是時,辮子軍首領張勳據有徐州,以遺老自居的遜清士人們,紛紛把清室復辟的希望寄托在張大帥和他那可憐巴巴的幾千辮子軍身上,宋育仁亦是其中之一。對此,他的家人在宋死後撰寫的《宋芸子訃告及行狀》中也坦然承認:

「1913年,張忠武(即張勳,引者注)領徐州,陰有興復之志,往投之參幕,下與謀議,以時會未至,舉事為難。」

張勳在數年後真的乘府院之爭帶兵進京,並上演了一幕宣統復辟的鬧劇。其時,宋育仁已回四川,故未「躬逢其盛」。不過,在張勳用武力復辟之前,宋育仁已經有過一次行動,只不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宋育仁非但沒能把宣統重新扶上皇位,反而是自已被逐出京。

民國三年,南方討袁軍失敗,袁世凱解散國會及各省自治機關,大量起用包括徐世昌在內的前清高官,延攬了大批遺老出山擔任參政,並祭天祀孔,制禮作樂,以至於國人都以為袁世凱行將還政清室,復辟帝制。但究其實質,袁世凱當然做夢都想恢復帝制,只不過,坐在龍椅上的,不可能是宣統,而是他袁某人。

然而遺老們一廂情願以認為,袁世凱是「才堪應變,忍辱負重,以報故君。」遺老勞乃宣寫了幾篇文章,主張袁世凱還政於清,袁世凱看後,讓人請他到北京做參政。--這不禁給人一種暗示,贊成和支持清室復辟是一條正確道路,乃是升官捷徑。

然而遺老總是少數,更何況天下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宋育仁的復辟很快遭到處理:

袁世凱下了一道《嚴禁紊亂國體之邪說令》,宋育仁被列入內務府查辦名單,步軍統領江朝宗將宋育仁請去,要求他就此事寫一答辯書。《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及《北洋軍閥史話》等史料的說法是,宋育仁靈機一動,在這篇答辯文里筆鋒一轉,從復辟轉為勸進--袁世凱之所以不反對復辟之說,就是希望有機會把輿論從復辟轉為勸進。

宋育仁此說,正好搔到其癢處,「不但無過而且有功,但也把前清遺老和復辟派的醜惡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多年以後,陶菊隱先生在他的名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里對宋育仁如此指斥。

在此一事件上,宋育仁的確不夠磊落,而他的這些不夠磊落的行為,恰好為我們活畫出了一位生存於新時代的舊文人那種希望左右逢源,卻常常左右不討好的窘迫。沒有人是天生的道德聖人,我們也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苛求前人。

袁世凱想必對宋育仁由復辟而勸進的說法很滿意。內務部查辦的結論是「(宋育仁)議論荒謬,精神瞀亂,應遣回藉,發交地方官察看。」這一判決很輕,但袁世凱還是認為重了,親自改為「勸回原藉休養」,派人送給宋程儀3000元,並令四川地方官每月送300元,作為宋育仁的休養費。

9、

在成都市東南郊,有一去處喚作幸福梅林,前些年為了旅遊而新植了數以千計的梅花。每逢春秋佳日,這裡便是成都市民休閒的好去處。

在梅林深處的一條小道邊,有一道不高的圍牆,圍牆裡,是一家民營的公園,就在緊靠梅林的圍牆一側,白楊林中,立著一方茅草覆頂的亭子,亭下,是一座墓。這就是宋育仁先生最後的棲身之處。

因復辟事件而離京時,宋育仁已經年近六十。從此,他再也沒有履跡京華,幾乎都住在成都,先是住市區,後來築廬於三聖鄉郊外--距他後來的埋骨之處僅一箭之遙。

如同在他之前數百年上千年歲月里的那些舊文人一樣,當他們官場倦遊,告老還鄉,最樂意而為的事情莫過於著述自娛。宋育仁晚年,完成了一部《四川通志》和一部《富順縣誌》。只不過,時至今日,距他完成《四川通志》已有80年之久,這部著作居然仍未出版,而《富順縣誌》則被認為是最好的地方志之一。

將近十年前,宋育仁凋蔽不堪的墓地在三聖鄉被發現,經伍松喬等文化人呼籲,地方政府重修墓地,並建有一座紀念館。庶料某年大雨,雷擊火起,紀念館竟化為白地,只餘下了那座孤零零的古墓和墓前的一尊宋育仁雕像。至於今天,宋墓因劃入了那家民營公園,更是鮮為人知。

王爾敏先生的《歷代經世小儒》收入宋育仁、鄭觀應、王韜等十四人,王稱,「無一人可稱之為大儒者」。王以為,大儒者而言,「皆在學問之深邃,不在名位之高,官位之高低,科名之有無,非所計也。」而小儒的標準,「僅在於當世之名望不高,學行亦未足為世所景仰,惟在近代變局之中,尚具時代敏覺,能發抒一得之見,提供世人警醒者。」

以王的標準來說,宋育仁的名望及學問,在他的時代,的確只能算二三流;但他對世代更替、社會板蕩的警敏,確乎也提供了他的應對之策。甚或,正因為他是小儒,他的思想和行為才更接近普通士人,因而經由宋育仁的背影,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這個早年意氣風發,晚歲埋首書齋的小儒的生命歷程,而是一個波詭雲譎的新時代里,一大群面目模糊的舊文人如何殫精盡慮,如何慘澹經營,又如何日暮途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