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大戰略正確轉化為作戰計劃

kahteng00     2017-08-12     0     檢舉

文|中國指揮與控制學會

 

 

如何將大戰略正確轉化為作戰計劃

 

 

[導讀]

 

 

政策、戰略和規劃之間彼此聯繫緊密,但現在人們對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仍存在認知上的誤區,而且對如何在國家安全環境中正確運用它們有時也會感到模稜兩可。比如,當前美國政府在制定涉及國家安全的「大」戰略、軍隊在擬定戰役計劃和籌備大規模作戰行動時所使用的方法似乎都是有問題和缺陷的。本文主要探討了人們應該如何認識理解這些令人困擾的境況,並就國防部門如何將國家安全「大」戰略正確轉化為作戰計劃提出了合理建議。文章編譯如下:

 

 

圖1.在伊拉克等待直升機的美軍士兵

 

 

當前,政府在制定涉及國家安全的「大」戰略、軍隊在擬定戰役計劃和籌備大規模作戰行動時所使用的方法似乎都是有問題和缺陷的。本文主要探討了人們應該如何認識理解這些令人困擾的境況,並就國防部門如何將國家安全「大」戰略正確轉化為作戰計劃提出了合理建議。

 

 

美國尚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陷入淒涼而混亂的狀態,但現在必須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整理糾正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相互糾纏的各種問題。為了弄清楚「政策—戰略—軍事行動」這個統一的整體為什麼在當前會如此偏離軌道地發展,我們需要首先來回顧一下1930年以來二十世紀後四分之三階段的歷史。

 

 

在二戰初期,美國確立並實施了對抗德國、日本、義大利法西斯軸心國的政策和戰略。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41年8月英美首腦簽署的《大西洋憲章》(英美就「對法西斯國家進行作戰」的目標達成共識)和1942年1月舉行的英美首腦「阿卡迪亞會議」(會議重新確認「先歐後亞」目標)。儘管為了適應戰爭進程中局勢的不斷變化,美國政府在實際操作中對這些業已形成書面共識的政策和「大」戰略進行了修訂,但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這些書面文件的簽署為推進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在二戰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美國加入二戰之前,類似針對日本的作戰計劃就已開始實施。在1941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總參謀部代表在華盛頓達成《ABC-1參謀協定》共識。1942年4月,英美軍方正式建立聯合總參謀部。由其它同盟國在戰爭中為美英聯軍提供諮詢建議決策,英美聯合總參謀部人員和其他聯軍代表經過反覆研究磋商來定下作戰決心、制定作戰計劃。

 

 

回顧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人們提供了「應該如何制定政策、『大』戰略和作戰計劃」的教科書範例。儘管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需要協調照顧各方面的利益,也會遇到各種想像不到的困難,但總體來說,這段歷史仍是值得人們認真揣摩的歷史。

 

 

在冷戰開始後的1951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這份58頁的文件既是一份政策宣言,同時也是一份關於美國加強遏制蘇聯的新安全戰略報告,其中充分採取了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戰略思想。喬治•凱南在1947年任駐蘇聯代辦期間曾向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8000字的電文,對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進行了深入分析並提出「遏制政策」。同年,他以「X」的署名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明確提出美國要使用「抵抗力量」,對蘇聯的擴張傾向進行長期、耐心、堅定與警覺的「遏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這份68號文件對1991年華沙組織和蘇聯解體前的美國歷屆政府的外交政策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1941年到1945年,各國領導人都致力於為持續不斷的衝突及後果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其它外交政策問題對於當時的世界大戰來說都顯得蒼白無力。但是,在冷戰時期情況卻完全不同。儘管蘇聯問題在1946年到1991年間一直是美國戰略學界的核心關切,不過其他與此無關的問題有時也會牽扯美國政府的精力,這些問題需要政府給出單獨的政策和支持戰略,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韓戰、古巴飛彈危機以及越南戰爭。不過問題在於,美國國防部門並不是總能夠制定出與國家政策相一致的安全戰略,因為行政部門通常未能準確清晰地將這些政策表達出來。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政策和戰略上的不一致是1977年在海軍戰爭學院學習時。作為一個中年級海軍陸戰隊學員,戰術領域是我此前關注的核心方向。然而通過教員們嚴格精心設計的課程我被引入了一個更大的關於政策和戰略的領域。那時我學會了分析總統演講,特別是年度國情咨文、各種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以及其他能夠給戰略提供政策指導的文件等。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戰略和政策系教員在講授內容時把「馬車」(戰略)置於了馬(政策)之前。

 

 

四年後,我成為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一名學員,再一次有機會接觸到政策和戰略問題研究。我的導師,尊敬的亞瑟•盧克教授,在戰略研究方面造詣頗深。他把所有的知識和激情都都投入在了自己所熱愛的學術研究和資料豐富的演講報告上面。但是撇開他的才華和天分,單說研究成果方面,我看他所做的也僅是闡釋如何把政策轉化為戰略以及研究如何制定戰略的原理,並未能夠解決政策和戰略轉化的內在性缺陷。我跟著盧克教授研究當前的戰略指導思想、聯合戰略計劃文檔、聯合戰略能力計劃以及其它相關文檔以揭示需要指導戰略發展的政策目標。與此同時,我們嘗試學習如何制定政策。

 

 

1988年夏天,我發現自己在其它學術領域也有些天分。在海軍陸戰指揮參謀學院任職期間,我負責教授那些海軍校官們如何去理解政策-戰略-作戰之間的關係並制定出合適的政策。不過我一開始就知道我的工作相較於1977年和1981年給我上課的那些老師們要輕鬆許多。我的信心來源於一份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時指揮參謀學院的導師們給學員指定的參考資料是1988年1月白宮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他們不需要再去像以前一樣翻閱大量的關於美國政策和「大」戰略的文件檔案。1988年的這份報告相較於1987年里根政府第一次發布的國家安全報告來說克服了很多缺陷。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告指出了美國政府要如何整合整個國家資源來為戰略決策服務。我們認為1988年這份報告中提出的五項國家核心利益(我們也稱為「持久價值觀」)充分反映出了首腦意圖。不僅如此,這份報告還在一開始就特別指出了白宮的外交、經濟和國防政策,並概述了一系列的地區戰略和威懾戰略。1991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以及參聯會向國防部提交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為我的教授軍事學課程的同事們也提供了更多便利。這些文件的發布客觀上說使政策、「大」戰略和戰役計劃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

 

 

遺憾的是,這個對國家安全計劃來說充滿希望的開始很快就背離了初衷。歐洲形勢的飛快變化和新政府使老布希主政的白宮錯失了發布1989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機會。而1990年發布的報告也並未延續1988年里根政府報告的精神內核。並且在蘇聯解體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不再有基於威脅的章節,這也使新報告缺乏了聚焦點。在隨後的幾年,國會和國防部又在特殊時期發布了新的戰略性文件——國防戰略報告,參聯會風險評估報告,國防專家組報告,國防戰略指導報告——但這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因為這麼多的文件根本就難以有機協調統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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